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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局的时代印记(下)

 文/陈蒙志

新、马上海书局的出版

尽管上海书局一直都是把它出版业务的中心,尤其是在出版华文图书方面,放在香港上海书局,新、马上海书局并没有全盘放弃在新、马搞出版的任务,只是在当年的历史背景下,新、马两地的上海书局,就有意识地,只负责出版其他语文方面的书籍,及少数本地有特别需求的华文书等。

马来文出版

五十年代中期,新、马反殖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加强认识和团结马来同胞是当时的形势,对华族和华社提出的政治要求。因此,学习马来文,深入了解马来同胞的社会,文化与风俗习惯等等,是新、马华社的共同号召。配合着形势的需要,1957 年起新、马上海书局,就投入到出版各种学习马来文,介绍马来文学译著的读物等方面的工作。

这些出版物里有林焕文编写的适合成年人自修的课本,从基础篇、到联系词、前后缀、句型编写等共分四册。在语文方面出版了赖群进的“爪威拼音法”,傅超贤的“新闻选译”,杨贵谊的“名人演讲录”。在介绍马来文学译著方面有:南大马来语讲师李全寿的“古代民间传记”“中国民间故事”,廖建裕的“马来新诗选”“马来旧韵文”,杨贵谊的“藩蒂尔的故事”“马来民间故事选”“吝啬者的报应”“有益的教育”, 陈妙华的“竹棍子”,陈达生的“苦尽甘来”,曾庆有的“格打央的儿女”等等。

其中最受赞颂的是1958年林煥文编写的《简明马华辞典》,及其后由陈蒙鹤、赖群进、吴高德和曾松华等四人合编的,一千七百多页傲视本地华马字典多年的《华马大辞典》。1961 年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的自治政府里当选上台执政,那时行动党的口号是通过加入马来西亚联邦,达到独立的目的,因此马来语被定为国语,公务员的升级,国语考试成绩是审核的条件之一,因而在全岛掀起学习马来语的热潮。

《国语月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61年9月创刊。《国语月刊》是当时市面上唯一以华语为媒介语学习马来文的综合性期刊,内容包括马来语法、词义分析、会话、文选等,是华社学习马来文不容勿略的出版物。到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为独立的共和国,国家的语文政策改为积极提倡英文,学习马来文的热潮便逐日下降,《国语月刊》亦无可避免地宣告停刊。 马来文的出版物虽然在新加坡的市场日渐消失, 书局仍在马来西亚保留出版适应当地需求的马来文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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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出版

1962 年年初,马来西亚教育部颁布了新的科学学科课文纲要,内容的重点除了突出对本地动、植物知识的介绍,更强调通过动手实验和实地观察的方式来传授科学知识。当年在新、马销售的英文科学课本,都是英国或澳洲过时的英文课本,内容不但呆板和说教,所介绍的动、植物,多数都是本地学童所不曾见过的外国动、植物。当时上海书局的副经理包思井先生,胆识过人,提出了书局应该抓紧时机,利用市场上的真空,争取在其他出版社还来不及出书之前,赶在1963 年出版英文小学科学课本《NATURE STUDY》,全套六册由一年级至六年级,供马来西亚的英校采用。这真是匪夷所思的建议。

首先,上海书局传统上不经营英文图书,也不售卖英文课本,竟然要出版英文课本!尤其是要赶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编写印刷出书。其次,书局也没有现成的英校联系或销售网络,发行和销售也是一个大问题。陈蒙志当时年纪轻胆子大,又是南洋大学的理科毕业生,不信英文科学课本只能由洋人编写,于是找到了一位英国女士来负责修饰英文,就承担起编写的工作。为了赶编英文科学教科书,每天清晨七点就到编辑部,夜晚非十一点以后不收工。书局邀请了本地著名画家洪志腾为教科书的内容画插图,设计版面,另请画家郑国伟设计和绘制课本的封面。他们两位的绘画不但十分细腻专业,而且生动出色,令得这套英文科学教科书在同类的课本里,脱颖而出,绝不逊色于任何外国的版本。

出于时间的匆促,完整的课本未能赶在11 月中之前完成印刷和出版成书,可是校方却必须在12 月中以前就选定明年所要采用的课本,因此推销的工作,最迟在11 月份内就必须开始。不得已之下,只能赶印封面和课本中的几页,作为样张向学校作推荐。所选的样张是描绘本地本地孩童都十分熟悉的热带“打架鱼”,其产卵过程的彩色画页,十分生动和引人注目。上海书局在英校圈里是全然陌生的机构,加上没有印刷完整的课本供校方参考,如何说服校方采用这课本,就成为当时最棘手的难题。然而,另一方面编写和绘图都已完成,印务馆的分色、制版和印刷等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一切已是骑虎难下的局面。不得已之下,陈蒙志只好亲自出马,带了印就的样张,亲自到各地的英校,逐间去拜访,向老师和校长们介绍与说明,书局即将出版的英文科学教科书的优势与特点,并解答各种校方提出的质疑。算算在仅剩的不足四周内,要走遍半岛全马的英校是不可能的。在研究了当年马来西亚教育部所公布的各州,各种源流学生统计表后,发现英校生的人数和密度,最多的是在梹城,愈南下愈少。因此决定集中力量向雪兰莪、森美兰、吡叻、梹城、威省、吉打等州的英校作拜访推销。

梹威和吉打州地处北马,离吉隆坡较远,吉隆坡上海书局照顾不到。因此请梹城兼营英文图书的同行“儿童世界有限公司”作为北马总代理,并由该司的沈先生陪同陈蒙志,到梹城、威省和吉打州内,逐间拜访所有稍具规模的英校,每日平均拜访六、七间英校,奔走近百公里。可能这是第一套具有浓厚本地内容,编写生动有趣,绘图与印刷精美的本地版英文科学教科书,因此普遍的反应都很好,纷纷表示有意探用。

雪兰莪、森美兰和吡叻等州则因为吉隆坡上海书局照顾得到,就由吉局陈民光副经理陪同陈蒙志去拜访英校,反应也颇理想。其他来不及亲自上门去推销的英校,就只能通过邮寄,寄去彩色封面和内页样张,作推销介绍。经过这一番努力,上海书局出版的英文科学课本,1963 年的反应和销量,超出原来预料,还得再版加印才能应付。

一年后,就有淡米尔文和马來文的出版商来洽购这套课本的版权,出版了淡米尔文及马來文版的科学教科书。上海书局就是在这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下,涉足英文教科书的出版。华文书店不但出版了英文课本,还同时授权出版马来文版和淡米尔文版的课本,这现象可能是至今唯一的。1964 年配合教育部课程纲要的修订,改名为《SCIENCE FOR PRIMARY SCHOOLS》.1967 年陈蒙鹤从英国回来,参加了书局的工作,在她的主持下,出版了一本由她编写《HISTORY FOR COMPREHENSIVE SCHOOLS》,供新加坡英文中学採用的英文历史课本,及全套英文幼稚园读本,市场反应都不错。

由于在英文出版方面,不论是编辑人才或发行网络,上海书局都不具备条件,出版英文课本只能钻市场的空档偶尔为之, 所以风光没有几年,也就自然淡出。说到底,上海书局究竟不是英文书店!

华文出版

华文出版方面,由于重心在香港,新、马华文出版物的种类和销量,较多的是一些幼稚园课本和学生课外补充读物。七十年代初,中国文化革命达到高潮时,所有中国的出版物,不论内容是什么,都充满了革命的口号和宣传的字句,连词典也不例外,这就搞到没有一本大陆版词典,能被批准在新、马销售。

为了解决新、马市场的需求,在有关方面的授意下,我局就参考国内的词典,进行消除革命和宣传语句的删改,并增添一些海外常用,已有共识的当地词语,如“巴刹”“甘榜”“舢板”等等,在七十年代末出版了《现代华语词典》。出版以来反应良好,多次再版,累积印量超过十万册。2003 年再次修订,这次的修订规模较大,除删除一些本地区不常用的词汇和增补许多新词汇外,更进一步加强和充实本地常用词汇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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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后在新、马的反应都不错,在马来西亚更是各地华文独立中学的首选。希望这本词典,能逐渐发展成一本具有新、马地区华语特色的词典。在文学图书方面,值得一提具有分量的华文图书,是1979 年出版的“马华文学60 年集”。这是李今再和方修两位先生商定, 以马华文学初创的1919 年到预备出书的1979 年的60 年间,选取这期间的重要马华文学作品,以作家为单位,每位作家选一个集子出版,先选作品较难找到的作家的作品出书,其中就包括了《胡愈之散文集》。但是从1979 年文集陆续出版后,销路和反应都不理想,直到1980 年只勉强出版了十种,就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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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排华浪潮吞噬的印尼上海书局

印尼上海书局的分局,最早成立于1928 年秋,于爪哇岛泗水埠(SURABAYA)的琴底安街, 而不是在首都雅加达。可是遇上1929/30 年全球性的经済不景气,泗水分局也不得不在1932 年结束营业。直至1933 年11 月3 日,陈岳书才另和陈问樵、张祖砚三人合股,成立吧城上海书局THE SHANGHAI BOOK CO. BATAVIA 于传统的唐人街—班芝兰街(见合同)(由于当时印尼还是荷兰的殖民地,首都取名为吧城(BATAVIA)独立后才改名为雅加达)。创办时的资本为各出荷兰盾二千五百盾,共计七千五百盾。合约内指定陈问樵任经理,张祖砚任协理, 陈岳书负责介绍账房(财务),其余人员由经理聘用。上述合约除华文版外, 还有在律师处的荷兰文版本。

NONE椰城上海书局早期的历史资料,多数己流失,因此对于它早期的详情所知甚少。不过,它在二战结束后显然又在原址恢复营业。初期在印尼华校销售的“现代版教科书”,是由新加坡邮寄去印尼的新、马版课本。不久印尼的华社就提出,应该修订出版符合印尼国情的“现代版教科书”。为此,温平就到雅加达,以椰城上海书局为主,联合当地的书商,组织“印华联合出版社”, 聘请张国基,李春鸣,陈问樵,司徒赞和杨新客等,将教科书改编为“印华现代版教科书”,还邀请杨之麟出任经理,负责到印尼各地推销。这套修订后的课本受到印尼华社和华校的全力支持,发行量曾一度占了印尼华校课本的九成以上,这辉煌的业绩,到1965 年印尼发生政变,苏哈多上台才结束。

1956 年陈蒙志代表南洋大学,出席在万隆举行的“亚非学生会议”,路经雅加达,曾抽空到班芝兰街,参观雅加达上海书局。在苏加诺当政的时代, 中国与印尼的关系非常亲密友好,印尼的华校也非常蓬勃,所有中国出版的图书,都可以在印尼贩卖。当时书店里华文图书品种丰富的程度,远远超过新、马的任何一家华文书店,令人羡慕不已。

当时万万没有想到这美景不常,1965 年,印尼发生政变,苏哈多政府上台后,发动规模庞大的排华运动,全面取缔华校及禁止华文的使用,当然也不准售卖华文书籍,椰城上海书局的业绩和命运就一落千丈,从此无法翻身。

1966 年以后的椰城上海书局,在没有售卖华文书籍的情况下,靠贩卖一些文教用品,勉强支撑,每年的亏损,靠新加坡的汇款补贴才坚持下来。1971 年年底,陈蒙志和新加坡的经理王子豪,到雅加达作实地调查了解情况,很意外地在椰城机场,见到了失去联系多年的新加坡老同学王鹤群,并通过他认识了年青有为的陈庆阳。陈君曾在马来西亚梹城的华校念书,是一位很有才气的青年华文作家(1985 年香港上海书局出版了陈君近五百页的《茉莉公主》长篇诗集。这“苿莉公主”的长诗,曾于1963 年荣获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创作比赛特优奖,被誉为划时代的杰作,马华文学史上的一部钜著)。陈、王两位在了解我们的来意后,表示愿意携手参与重振椰城上海书局的业务。这给我们多年来设法改组椰局,扭转长期亏损的想法,带来很大的鼓舞。

当时陈问樵先生因年老多病,已经离开印尼到中国养老,只留下张祖砚老先生,陈石平经理和几位年轻的同事,在支撑店务。见到我们,张老先生和陈经理都表示要退休。经过一番谈商,我们安排了将张老的股份转让给陈庆阳,另外由新方收购陈问樵先生的股权,并支付陈石平经理的退休金。这一切手续,在1972年2 月份完成。由于陈、王两人都没有经营书局或文教用品的经验,再加上印尼复杂的商业环境,接管后的业务开展也不顺利。于是,我们又动员原香港上海书局已退休的黄国祥经理,希望他能长驻雅加达一或两年,协助陈庆阳和王鹤群整顿业务。

经过近一年的安排,黄国祥先生终于顺利入驻椰局,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和了解当地的情况后,对店面作了简单必要的装修,又对商品作适当的调整,业务也出现好转的趋向。就在我们庆幸椰城上海书局将要再次获得新的生机时,却发生了因王鹤群君拟赴美深造的护照出现问题,被印尼政治部逮捕,椰城上海书局也因此受到牵连,被监视调查。当时印尼的政治气氛恶劣,华人的人权和自由全无保障,动辄就受到勒索和扣留,黄国祥先生作为外来的华人,他的人身安全也就更没有保障了。在这种局面下,为了保护黄国祥先生,我们便紧急安排黄先生返回香港,留下陈庆阳君应付可能发生的事故。

经过这一连串的变故,陈庆阳君也意兴阑珊,不久后按原先的约定, 提出退股的要求。在收购了陈君的股份后,我们就面对着外地无法派人去主持,而当地又找不到合适的合作伙伴的困境,椰城上海书局就在这种群龙无首的状态下,勉强拖延了一段时间。1977 年年底,椰局隔邻经营文具的开明书局的沈国华先生,由于业务扩充的需要,提出收购椰城上海书局的建议。我们很清楚这种情况下的转让,不但经济上会吃亏,椰城上海书局的业务也就从此结束了。不过,迫于形势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下来。吊诡的是,上海书局虽然不存在了,TOKO BUKU SHANGHAI 的名字却始终保留着。因为该店址当年是以(TOKO BUKU SHANGHAI)“上海书局”的名称註册承顶下来的,几经转手,如今已是药店, 而TOKO BUKU SHANGHAI 的招牌仍旧不能更换。2004 年陈蒙志和马吉林、刘桓伟二位,去雅加达参观书展时,还特意到班芝兰旧址凭吊一番。

华文教育与吉隆坡上海书局

吉隆坡上海书局创立于1926 年,设于苏丹街中华第一商店内。1935 年第一次扩大业务,迁至苏丹街31 号。1942 年日军南下占领了新、马,上海书局被迫停业。战后书局恢复业务,仍旧在苏丹街117 号经营,直到1958 年才迁入客属嘉应会馆大厦的现今店址63 号C 苏丹街,直到如今。

在近八十年内书局的几次搬迁,都离不开苏丹街,看似巧合,其实背后有很现实的理由。九十年代初,上海书局也曾经在吉隆坡另一个华人集中的“半山芭”,设立分店。尽管那里市集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其他各种行业都生意逢勃,而书店却是冷冷清清,一直赔钱,维持了六、七年,最终以关门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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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吉隆坡上海书局位于117号苏丹街的旧址。当年的门面照片。

另外吉隆坡的商务印书馆,早期也设立在苏丹街附近,后来因为租约期满,搬到吉隆坡另一个更热闹的街道,店面较原先的更大,装修布置也更为明亮,大家起初都看好, 结果没有几年,在不断赔钱的情况下,还是选择搬回苏丹街一端的“人镜慈善白话剧社”楼下的一个角落。如今,就连多间专卖华文翻版图书和以特价为号召的华文书店,都要想方设法在苏丹街占有一席之地。

对吉隆坡的社会和历史有认识的人都知道,苏丹街的隔邻就是俗称唐人街的“茨厂街”,在它的附近,有将近百年历史的“陈氏书院”和历史悠久的华校“尊孔中学”,更有华社组织的最高领导 “中华大会堂”。因此,这里不但是历来吉隆坡华人活动的中心, 更是传统中华文化的大本营,上海书局始终不离开苏丹街,抢占这先天的地利,看来不失是明智之举。我们或许可以说,那是形势造英雄,这地段特殊的水土人情,养活了华文书店。

吉隆坡上海书局和马来亚华校的关系,早在出版“现代版教科书”的年代就建立起了。马来亚广阔的市场一直都是新、港上海书局华文出版的主要腹地,个中的原因就是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有广泛和深入的基础。当年港局出版的,全套一千种的“现代儿童丛书”每买一套附送一个书橱,也是靠马来亚的华校,才能销出千余套。新加坡自从1965 年独立之后,教育政策就逐年偏向重英文轻华文,到了七十年代末,不但传统的华校不复存在,在双语教育政策之下,华文只是整体课程里作为第二语文的单一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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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吉局举行50周年庆典,全体同仁在店前合影。

1980 年南洋大学关闭后,华文在新加坡的衰退,就日益显著,上海书局就逐步把图书销售的重心,转移到吉隆坡。由于马来西亚地域广阔,仅靠吉隆坡门市卖书,范围太小,要扩大销售的范围,就得参加在各地举办的,各种形式的促销活动和书展。因而由八十年代起,吉局便在全马各地(包括沙巴,砂劳越和汶莱等)通过自行或是与他人合作举办,规模大小不等的书展。

1995 年前南大校友,在新加坡母校内,举办一个纪念创校四十周年,人数近三千人的盛大集会,其规模和盛况震惊了新加坡社会。同年6月10日,英文《海峡时报》刊登了一篇专文,以全版的篇幅对此次盛会,作报导,分析,评述和总结的文章。此文章特别指出,该报的记者向印度族或马来族读者,征询对此次集会的反应时,要吗是漠不关心,要吗是表示赞赏,然而,对于一些受英文教育的华族读者来说,他们却认为这是一种宣示“华文沙文主义”的表现,令他们感到不安。

这个心态,相对于马来西亚的华社,为了维持全马六十间独中,那常年数千万马币运作经费上的不敷,数十年来坚持的承担和捐献,的确是大相径庭,这当然是受教育背景不同所形成的差异。为此我们对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的成功,深受鼓舞。吉局到各地的独中去办书展,所采取的办法是由独中提供场所(一般是学校的礼堂)和所需的桌椅等,并组织及发动当地的社区和家长们,前来书展选购图书。我方除了提供货源及主要的工作人员外,还将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捐献给独中。按纯生意的角度去考量,这是赔本生意。确实,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吉隆坡上海书局在独中书展里的财务上是亏损的,不过在宣传和扩大影响,尤其是在培养下一代的读者来说,还是有所得益的。

结语

在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新媒体尚末发展及普及之前,书刊和报章还是文化传播最重要的载体。许多华文书店曾经深入到新、马的大小城镇,穷乡僻壤,默默地为人们供应精神粮食。不幸地书业经常被简单地归类到商业活动, 而勿视了其背后的文化散播功能。陈蒙鹤在上海书局五十周年纪念特刊里,有这么一段话“上海书局是时代的产物”,在重新审视书局的历史过程中,时代的烙印,清晰可辨。

作者简介:

陈蒙志

1959年南洋大学第一届物理系理学士。
1962年任新加坡电视广播局受训工程师,负责电视台筹建的策划及人员培训。
1963年主持上海书局编辑部。
1966年任星洲日报社“新、马报纸全版传真设备”新方传真室主任。
1971年任“侨兴公司”及“上海书局”的董事。
1973年起任“新加坡中国商品进出口商会”即今“新加坡中国商会”的理事。
1991/94年任“新加坡中国商会”会长,现任会务咨询。


《当今大马》编辑说明

本文原题为《上海书局历史中的时代印记》,因版面字数限制,发表时略为缩短,文内段落也有所调整,其余未作更动,全文转载。另外,因版面限制,部分图片与图说未能纳入。本文原刊于《学文》第二期,本刊获得授权转载,谨此致谢。

上海书局在苏丹街伫立86年,于2012年12月31日结业,将与商务印书馆合并,并易名为“商务上海书局”重新营业。谨转载此文,以纪念上海书局及其走过的时代。

【转载自《当今大马》2013年1月27日,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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