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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局的时代印记(上)

文/陈蒙志

上海书局创立与成长的年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新、马反殖民地统治争取独立运动等等,社会激烈变革与动荡的岁月。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让它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见证了当年一些重大的人与事,这些经历在书局的发展道路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中国新文化运动与上海书局的创立上海书局的创办人是陈岳书和王叔旸二人。陈岳书是王叔旸的姐夫,两人出生在中国浙江省温州府金乡县(现仓南县)。

陈岳书在乡下只唸完小学,中学都没有读完,而王叔旸则是上海中法通惠工商中学的毕业生。当时上海有一家“三友实业社”,这是一家由三位爱国人士,抱着以“提倡中国货,对抗洋货和日货,通过办实业救国”为宗旨的营业机构。职员通过招考来聘请,低级员工被聘用后,必须住在员工宿舍,在工余接受该社提供的“书信”与“簿记”技能的培训和测试。王叔旸是凭学历考入“三友实业社”,陈岳书则是通王叔旸的推荐,进入该社,并在该社接受其基本的培训后,升任为海外推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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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陈岳书;右图:王叔旸

“三友实业社”不但自身办厂生产制造中国货,也积极推销他人生产的中国货。为扩大中国货销售的范围,陈岳书便受命带着中国货的样品,南下到暹罗(现今的泰国)、经马来半岛、新加坡,最后到印度尼西亚的棉兰等地,广收订单,推销介绍中国货。

当年每次出差是由上海先乘船到暹罗,然后经陆路南下新、马各地,再由梹城渡过马六甲海峡到印尼棉兰等地,最后才由原路回上海(听老一辈说,这条路线叫作下荷兰,因为当年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另外有一条到菲律宾推销的路线则称为下呂宋)每趟来回总得花上三几个月。为解除旅途中的寂寞, 陈岳书就隨身带着许多新文化的书刊和杂志,如“新青年”及张恨水的新派白话体的小说等,沿途阅读。这些以白话文书写新颖的书籍、杂志,当时在南洋是十分稀缺,却受到很多当地华人的欢迎,因而有很多人委托他代为在上海购买。

1924 年“三友实业社”在新加坡设立“中华商店”,陈岳书被委任为经理,王叔旸是一位读书人,见到托购图书的数量愈来愈多,认为在新加坡办一间贩卖新文化杂志等读物的华文书店,应该是很有意义也有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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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陈岳书与王叔旸在新加坡349 号桥北路上海书局门前的合影。日期估计在1950/51 左右。这是王叔旸在新最后的留影, 此后他就被英殖民地政府驱逐出境,不准再回到新、马。

按陈岳书自已的说法:“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内忧外患频仍,人民颠沛流离,当时知识分子新思潮便应运而生,上海、北京、汉口诸地,出版了许多新文化书刊杂志……我在1923 年2 月间南来新加坡。1924 年担任中华商店经理,往来新、马各埠时, 很多朋友都向我提出想购阅新文化杂志新书困难的问题。因为当时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均不经售外版图书,其他数家书店,仅卖线装古书与旧小说类书而已。我与王叔旸君等数人,筹组上海书局于新加坡水仙门大葛街13 号中华商店内进的楼上。1925 年12 月1 日开始营业,颇受各方文化界,教育界及知识青年读者们的欢迎和支持”。取名‘上海书局’,不但因为书籍的主要来源是上海,上海也是当年海内外知名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对读者有很大的号召力。因此,这间创立在新加坡的华文书店,不以星洲或其他南洋的地方为名,却取名上海书局。”

因为受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海外华人对新文化书刊与杂志的阅读, 有殷切的需求,带来了商机,导致了上海书局的创立,然而上海书局成功的商业模式,也带动了其他书局加入供应新文化书刊的行列,扩大了新文化书刊和思潮,在海外华人社群中的影响。

 

 

胡愈之、南侨日报和书局的出版业务

创办初期的上海书局,只是由中国和香港,办购图书与杂志到新、马贩卖,涉足出版业务是受到胡愈之先生的影响。胡愈之和王纪元二位先生,应《南洋商报》之聘,出任编辑主任及编辑,1940 年11 月抵达新加坡。

上海书局和胡老们的接触和交往,相信就始于那个年代。按温平(前上海书局经理,陈岳书的女婿)的回忆,他在1941 年就在胡老的安排下,用书局汇去的一万港元,和香港的“华商报”合办了华商报出版部,安排出版了邹韬奋著作的《抗战以来》,可惜不久日军侵华,占领了香港,这个出版部不得不停止运作,剩下的资金全数移作疏散香港进步文化人的逃难费用。

1932年总行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遭到日军的轰炸,炸毁了它的上海工厂,因受到严重的损失,决定结束海外分行的业务,转而委托上海书局为其南洋地区的“特约发行所”。商务印书馆还派出汪念慈出任上海书局经理,又派出史庭芳出任图书部主任,协助扩大上海书局的图书发行业务。书局的业务,因此得到很大的扩展,尤为重要的是,书局也因此开拓了教科书的发行网络, 为后来书局出版教科书,打下良好的基础。

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海外华人十分关心中国的时局,上海和香港出版的刊物《抗战》、《世界知识》、《大众画报》和《新生画报》等,发给上海书局的数量,竟高达总量的1/3 至1/4 左右。生活书局出的新书,来货也经常在五百至一千册之间。这好景直到1942年1月21日位于桥北路351号的门市,被日军轰炸机轰炸所击中,店里的货品与设备全数被毁,才告一段落。

1942年日军占领了新加坡,胡愈之先生和夫人沈兹九女士,连同郁达夫等一班文化人,逃到印尼苏门答腊的“巨港”等地避难。经过三年八个月的潜伏,直到1945年10月日军投降后,才从苏门答腊返回新加坡。

从胡愈之先生所著《我的回忆》中的披露,他从印尼回到新加坡时,就暂时住在上海书局附设的“生活印务馆”楼上,吃住都由书局承担。胡愈之返新后不久,就组织力量搞出版,因为二战刚刚结束,一切都在百废待兴的状态,当时要筹集经费是非常困难。上海书局除了以陈岳书和王叔旸个人的名义出钱资助之外,又利用书店的便利和印刷设备,协助创办了“新南洋出版社”(书局的资料里没有当年有关的详情)。该社出版了综合性的时事周刊《风下》和《新妇女》月刊,为节省费用,创办初期编辑部只有五人,除胡老夫妇之外,还有张企程、陈仲达、和李今玉三位,另由温平任经理,蔡慧管任会计。

在胡老的主持下,这两本杂志都办得非常生动活泼,内容丰富,观点敏锐泼辣,具有鲜明的特色,发行没多久,就成为当地杂志发行量之冠。由于这两本杂志都办得非常成功,也出于中国内战形势发展的需要,隔年就由陈嘉庚先生出面筹组《南侨日报》。报社的董事长由陈嘉庚担任,胡愈之任社长、张楚琨任总经理、李铁民任督印、温平任经理。

NONE据说南侨日报的创办,当年新加坡的许多华商都有资助,不过为了避免出面,也有人选择用他人的名字参股,就各种有关的资料显示,陈嘉庚先生出资约新币十万元。上海书局确实出资的金额已无法查证,手头上仅存有陈岳书和温平两人名下的报社股票四张,共计新币二万七千元(见股票)。这金额以当时新加坡东海岸的加东地带,每栋五/ 六千呎的独立式洋房,也只卖三千至五千元左右而已,可说是很可观的了。

胡愈之夫妇在办《风下》和《新妇女》杂志及《南侨日报》的期间,因为报社财务收支经常不能平衡,就长期不领或只领取少许生活费,他们两人工作十分繁重,长期居住在印务馆楼上也不是办法。当年陈岳书夫人因为哮喘病严重,而当时也没有特效药,医生就指定要住在郊区,空气清新的地点,因此就向卲氏兄弟公司租下马林百列路邻海的一间老式浮脚洋房。

当年东海岸尚未填海,这院子前方有条宽不足四米的泥沙小径(填海后扩建成今天的马林百列大道),小径过去不满百步,就是海滩。这洋房的院子,以今天的眼光来看, 可说是大得难以相信(这洋房连同院子,后来被改建为三栋品字型的四层楼公寓,每栋公寓有16 个住宅单位,并附有停车场,可见其院子之大)。在院子右前方靠近海滩处,有一栋木建的独立浮脚楼,父亲就安排胡愈之夫妇,免费住在这栋木建的浮脚楼里。

这栋楼分前后两个单位,前方是客厅、厨房和洗手间等,后方则是卧室。前后单位相隔约十米,两单位之间建有离地约一米高的木桥相联。不知是什么缘故,这连结卧室的木桥,顶上是没有遮盖的,遇到下雨,还得打伞才能来去。屋子虽然简陋,却很舒适,尤其是面邻大海,离海滩不到百米,海风不断,潮声不绝。屋子的周围长着杂乱的椰树,香蕉,芭蕉、木瓜和各种花木等,可说是享尽椰雨蕉风。每到夜晚,潮声、鸟啼、虫鸣和树叶的沙沙声响,编织着动听的自然交响乐,十分有风味。平日他们夫妇俩约到中午时分才起床,吃过中饭就去报社,一直到深夜才回来。

胡愈之夫妇一直在那里住到离开新加坡返回中国为止。胡愈之先生回到中国后,就一直身负重职,历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1980年胡老因年老多病赋闲在家,1986年初逝世,终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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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陈蒙志和温平摄于胡愈之、沈兹九家。

 

出版事业的起步──现代版华校小学教科书

战前的上海书局,虽说也曾出资支助或参与一些在中国和香港的出版事业,如在上海创办的《新生画报》,以及在香港和华商报合作出版邹韬奋的《抗战以来》等等,但是以本书局的名字,正式涉足出版业务,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一直延续到战后1947年,在新、马、婆一带华校里销售的华文课本,最主要的是大陆商务印书馆或中华书局战前出版的课本。在日军侵华抗日战争的期间,中国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和文人,纷纷逃亡到香港及南洋一带避难。这番亲临海外的生活经历,让这些文人对海外华人的生活环境,有较全面的接触和深入的认识。

他们感觉到那些以战前中国大陆为背景而编写的中华、商务版的教科书,对海外的华校教育环境并不贴切。为此,一批聚集在香港的作家和教育家们,便萌生了重新编写全套适合海外华文中、小学采用的教科书。范围涵盖了小学一至六年级, 初中及高中等年级,科目包括语文、算术、珠算、常识、自然、历史、地理、公民、尺牘、英语等。这项计划,因为规模庞大所涉及资金太多,而且竞争的对手又是老牌的中华和商务,竟然没有出版社愿意承担出版。

当时任南侨报社有限公司经理的温平,因为和中国的文化人关系密切,对他们十分有信心,认为出版这样的一套教科书,对海外的华文教 育,意义重大,没有事先征得陈岳书的同意,就大胆地替上海书局承接了出版这套教科书的任务。最初陈岳书也没有信心,后来也是在胡愈之和夏衍两位先生的多方鼓励和说服下,才最终同意,商定把现代版教科书的编委会设立在香港,并安排温平辞去南侨报社的职务,专心负责教科书出版的任务。上海书局就在这种情况下,步上了出版事业,香港上海书局也就此成为书局出版事业的中心。

1948 年夏衍到香港为上海书局组织“现代版教科书编委会”,安排在香港和上海的名家任审阅和编辑。当年受聘为审阅的是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由宋云彬、孙起孟任正副主编,蒋仲仁、傅彬然、王健、秦似、廖冰等任编辑。这些都是当年中国教育界和文化界中的翘楚之选。英文科目则请在新加坡的郑慧馨、郑务诚和林耀翔(当时养正学校校长)三位先生编写。这套教科书若按当时的规划,全部完成,将从小学编起,然后编初中、高中以及幼稚园课本,除课本外还编有教学法,每个年级分上、下两册,总共不下二百余册。

出版全套中小学的教科书,毕竟不像出版单本小说或一份画报那么简单,编辑工作前后共花了三年的时间。为了这套教科书,陈岳书把毕生的积蓄和书局的资金填了下去都不够,还得靠多方借贷才能应付庞大的编辑费和印刷费。第一批现代版小学教科书在出版后,送去新加坡官方(英殖民地政府)审批,竟然被批为不准售卖,这是事先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据陈岳书夫人后来的反映,教科书被禁止贩卖的那一段期间,陈岳书几乎天天都失眠,到处打听查问,究竟问题出在哪里。若是无法解决,看来就得面对血本无归,倾家荡产的下场。后来,幸亏通过官方的“华民政务司”里孙崇瑜先生从中帮忙,才知道问题出在“我国” 这个词句上。

教科书里的“我国”指的是“中国”,而英殖民地政府认为新加坡是英国的殖民地,“我国”应该是指英国而不应该是中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印刷厂赶印了数万个“中”字,再将所有教科书里的“我国”字句,逐本逐页地把贴上“中”字,将所有的“我国”都改为“中国”,然后再去送审,这才准予售卖。为了赶紧完成这项庞大的改字工程,不但全书局的职工都被动员,连家属们也都被动员起来,即使在唸小学的也在被动员之列,大家日夜赶工,在需要改的地方贴上“中”字。

NONE这套新出炉的“现代版”小学教科书,一来内容是以华人在海外生活的背景作为编写的依据,取材更为贴切,二来毕竟是出于当年名家的手笔,不论内容和文采,都是一时之选。发行后反应热烈,一纸风行,不但在新、马、婆地区畅销,香港、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缅甸、老撾、柬埔寨等地区都纷纷采用。更为了适应各地各国不同的情况,这套教科书的版权也陸续转让给各地的代理,配合各地的需要,进而修订为马华版、泰华版、菲华版、印华版等。随着小学教科书的成功发行,书局在56/57 年出版了“现代初级中学课本”,科目有语文、算术、地理、历史、动物、植物、物理、化学、代数、生理卫生等。1958 年又出版了“现代高级中学课本”,科目有语文、物理、化学、生物、代数、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东南亚地理、平面三角、解析几何等。

六十年代后期,按一位新加坡到非洲马拉威大学教书的南大校友李秉彝教授所说,1967年他在非洲莫桑比克的华校里,还见到“现代版”的教科书,可见不知什么时候,这套教科书已登陆非洲了。一套华文教科书能销遍东南亚近十个国家和地区,这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不知中华和商务版教科书可曾做到过,“现代版”小学教科却做到了。

“现代版”教科书显然不是海外 最早出版的华文教科书,却是第一套由幼稚园至高中(共二百余册),小学课本还附有教学法,科目齐全的华文教科书,就整体的规模和科目的完整性来说,至今也是罕见的。这套教科书,若按现今教科书本土化的标准去衡量,在效忠对象及对友族的介绍方面明显是欠缺的,不过在编写时,已把海外华人的生活背景,作为重点,完全摆脱了之前纯粹为中国学童编写的课本,可说是在本土化方面跨前了一步,开拓了先河。

战后,全球各国的政治和社会状况都起了很大的变化,隨着东南亚各国民族主义的崛起,华校的生存都面对考验,更不必说共同采用同一套华文教科书了。现代版教科书却很凑巧地,诞生在历史蜕变的时间夹缝中,就凭这千载难逢的机缘,创造了一套华文教科书,销遍东南亚近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记录,可说是十分幸运,也可说是一个奇迹。

现代版教科书的结局

上海书局开创了成功出版全套本地华校教科书的先例,世界书局也成立了联营出版社,出版新、马、婆地区的教科书。另外,由一批学者和前教育部官员创立的南洋书局,也不甘落后,加入了竞争的行列。连同原有的中华和商务联合修订出版的新、马版教科书,就造成了本地出版的华校教科书,在新、马、婆市场上的竞争十分激烈。

1957 年12 月由中华和商务联合作为一个单位,世界书局和联营出版社作为一个单位,南洋书局和上海书局各自为一个单位,四方合作成立“教育供应社有限公司”,收购四家教科书的版权,集中华校小学教科书在新、马、婆地区的出版和发行工作,马华版的现代小学教科书就此结束。至于其他各地的现代版教科书,也因为政治的变迁,华校日渐式微,而逐渐陆续被淘汰。

上海书局对香港华文出版事业的影响

上海书局在许多新、马读者的印象里,并不是出版社,而是以贩卖图书为主的书店,其实不然。上海书局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主要的贡献来自出版,而且是华文出版,尤其是现代版教科书。只不过它的华文编辑和出版的部门,一开始就设在香港。大量上海书局出版的书籍的版权页里,都只印香港上海书局的地址,没有新、马上海书局的地址,渐渐地许多读者就把香港上海书局和新、马上海书局,看着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机构。

NONE香港上海书局成立于1947年,初期的业务主要是作为新、马书局采购商品的代理办事处。第二年为了出版“现代版教科书”, 将编辑部设立在香港,从此香港就成为上海书局的华文出版业务的中心。王叔旸当时因为被禁止入境新、马,而居住在香港,便负责主持港局,不过具体的业务操作,却是陈岳书的妹夫方志勇经办。当时配合着现代版教科书的成功,港局也同时出版了“现代儿童丛书”“现代少年文丛”“青年文摘”等数千种青少年书籍,供应新、马和东南亚的市场,成为有一定规模的出版机构。

1958年10月23日,新加坡和马来亚的英殖民地政府,在反共的大前题下,突然宣布全面禁止中国大陆53 家(包括三家香港)出版社所有出版物的进口。在这项地毯式禁书令下,当年所有在新、马华文书店里贩卖的书籍,不论是期刊,小说,字典或地图,连同少年儿童读物,甚至像“范氏大代数”之类的教科书,虽然书籍的内容没有政治问题,却因为出版社列在被禁的名单之内,全变成了禁书,都不能售卖。这禁书令生效后,市面上超过九成以上的图书都将归入禁书之列,都不能售卖。这一来华文书店又将如生存?为此,新、马的华文书商不得不设法来填补,这个不论在品种或是数量方面,突然出现十庞大的市场真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上海书局和世界书局这两家当时在新、马最主要的华文书商,此前都曾通过设在香港的编辑部门,出版新、马所需的教科书,教学辅助读物及一些儿童读物等,因此在出版方面有一定的经验。它们在香港有现成的编辑部和出版方面的人员,加上在新、马也有畅通的发行渠道,如今为了应付这特殊的需要,很自然就担当起填补市场真空的重任。于是它们在香港设立了众多的出版社,一方面安排与大陆签署版权转让协议,以便在香港翻印各种在新、马合销的中国版图书,另一方面也在香港组织作者和编者,编写和出版各种新书,供新,马和南洋各地销售。

1954 年就从上海到香港工作,前香港上海书局经理黄国祥先生,根据他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在1990年新加坡上海书局创业65周年纪念册里写道“五十年代,香港社会还是很落后,失业失学的现象很普遍,一般人终年为生计张罗, 生活并不好过,读书风气相应地很差,当时香港出版的图书,主要是依靠外销去新、马一带,本销的不到三成,所以做出版行业的很少。新、马、港、澳的中文图书,可说百分之八十是大陆版的市场,因为它定价低,汇率折算又相宜, 新书种类又多,一般爱读书的人都负担得起,所以很受读者的欢迎。”

这里黄先生清楚地指出:(一)五十年代香港出版的华文图书,七成以上的市场在新、马;(二)大陆版的图书又占据了当时新、马、港、澳市场的八成左右。因此做出版行业的很少。由此看来,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一直到五十年代末, 华文出版物不但种类稀少,规模也很小,可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行业。

中国华文书业研究学者《世界华文出版业》一书的作者辛广伟先生,于2006 年接受《出版参考》杂志访问时,把世界华文出版业的整体概况,归纳为“三大基地,四个地区”。三大基地指的是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而把新、马列入除了上述三个基地之外的第四个地区,那是因为新、马出版的华文书,虽说不论从数量或质量上,都远不如中、港、台,却比世界上的许多地区,又高出一截,因而有幸被列入四个地区之内。

那么香港的华文出版业,从当年微不足道的规模,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华文出版业的三大基地之一,始于何时?背后的推手又是谁?1958 年英政府在新、马对大陆版图书,作地毯式的禁令,所造成的真空,就为香港华文出版界提供了难得的市场和发展空间,让香港的业者,开始插足于国际华文图书出版事业,并获得站稳脚跟的机会。其后中国大陆十年文化革命的期间,因为出版物充满着革命的口号和宣传,绝大部分出版物在海外都被各国政府禁止入口,少数侥幸过关的也不获读者的欢迎,因此又一次把东南亚地区的华文图书市场,让出给港台的华文出版商。抓住这两次大陆版图书,退出海外市场的难得的机会,终于让香港华文图书出版业者,发展到足以鼎立于当今世界华文图书出版市场的规模。

香港上海书局挟着现代版教科书成功出版和发行的优势,全面扩展出版业务。除了以自身的字号出书之外,还通过投资入股的方式,设立和参与了许多所谓的卫星出版社。据我记忆所知,大约有下列的这些出版社:1) 天地图书公司;2) 大光出版社有限公司;3) 利通图书有限公司;4) 中流出版社;5) 基本出版社 ;6) 宏业出版社;7) 文苑出版社;8) 益群出版社;9) 大中书店; 10) 日新书店;11) 文艺世纪社等等。由於卫星出版社多,不但出版物的门类杂, 而且书种也繁多。其中包括了创作小说、翻译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研究、历史、地理、传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地图集、哲学、少儿读物等等超过万种的图书。

新加坡华文书商,在香港大规模的出版运作,不但丰富了香港的华文出版物,同时也为香港的华文出版界,培育了不少作家,画家,编辑和发行人员等各方面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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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新加坡上海书局扩充营业,搬迁至小坡大马路(桥北路)349号。1932年,中国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委托上海书局为其在南洋地区的特约发行所,所派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包括教科书在内。发行网遍及南洋各地。1935 年吉隆坡分店搬迁,扩大营业,开始兼营文教用品。1940 年新加坡上海书局热烈庆祝建店15 周年纪念, 盛况一时,书局同仁在书店门前合影。(1940 年12 月1 日上海书局桥北路349 号)

从上海书局系统出身,在出版界较为人们熟悉的,就有前香港作家联合会副会长的罗琅;前《广角镜》杂志总编辑,现任“天地图书公司” 董事长的陈松龄;前《七十年代》《九十年代》杂志总编辑,现《苹果日报》特约撰稿人的李怡;“中流出版社”的总经理兼总编辑的庞建华以及叶志坚, 欧阳乃沾,魏冲等等。以出版物来说,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有,香港上海书局出版的“格罗珊”(阮朗著)和“思前想后”(俞远著)以及大光出版社出版的“你就是天才”(尚京著)和李怡编写的哲学入门丛书等。

在六、七十年代, 这些图书都是新、马华校中学生的热门读物,对新、马华校生的成长和人生观,起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其中“思前想后” 更是当年新、马进步学生的必读教材。这是一本通过真挚的故事情节,教导年轻人树立正确人生观的爱情小说,由于情节动人,绝无八股式的说教,因此十分受欢迎。此书总共再版近三十次,从初版起先后卖了近二十年才滞销,据说是港局所有创作小说中销路最多,寿命最长的出版物。
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上海书局的影响

1970 年陈岳书受邀登上天安门,观看中国国庆庆典,对此他非常兴奋。70 年正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的年代,受到中国的影响,他和王叔旸都坚认当资本家是可耻的,更相信革命的浪潮将很快席卷东南亚各国,不过他俩年岁已高,必须为书局的继承问题,作出安排。

他返回到香港后,就和王叔旸决心要解决新、马和香港上海书局继承人的问题。陈岳书,王叔旸加上方志勇、黄国祥电召陈蒙志和王子豪到香港,在六国饭店研究可行的方案。当时王叔旸的子女都在中国,都不愿意接受股份,以免担当资本家的罪名。於是,就由陈蒙志、陈蒙婉、陈蒙鹤、陈蒙星、王子豪、王弘人、梁桂婵等七位,成立七人信托小组,托管陈岳书和王叔旸在新、马和香港名下的全部股份,承受有关的股权。顾名思义在两老的心目中,七人信托小组只是书局股权的过渡信托者,当革命的大潮席卷新、马各国后,书局的股权也将上缴给新成立的革命政府作为公营事业。

1971年与1973年,陈岳书与王叔旸先后逝世,七人信托小组按计划承受了两老在香港和新、马上海书局内的全部股份。197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王叔旸的子女陆续离开中国内地出来香港,此时王叔旸的夫人便提出要让王叔旸的子女,继承他们父亲原先在书局的股权, 资产和身份。经过几年的争执和商讨,为了今后工作上的便利,更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1980年陈蒙志提出了将香港全部的股份与资产作为一个整体,另将新、马的股份及资产作为另一个整体,王家的子女可以任选其一,七人信托小组则拥有余下的另一部份,以避免双方交义拥有股权,让今后引起更多的争执。

当年,不论按资产的价值或其他的因素来考虑,香港上海书局的整体优势,都远远超过新、马的上海书局,因此王家子女便顺理成章地选择了港局。香港上海书局由1980年起,与新、马的上海书局,除了还拥有共同的店名外,彼此间在财务或行政经营管理上,都各自独立。在业务经营的联系上,随着新、马改用简体字,香港保持繁体字而逐渐疏远。经过这么一个大变动, 再加上数年后陈蒙婉和王子豪先后逝世,王弘人与梁桂婵也陆续退休,七人信托小组也在1995年正式结束。

从香港上海书局的发展历史来看,它的出版业务,打从开始出书以来,就是以新、马作为主要市场,出版物中近八/ 九成靠新、马上海书局销售。在香港和新、马分家之后,王家的子女入主香港上海书局,方志勇和黄国祥等多位老职员也先后退休。再加上简体与繁体字的障碍,港局渐渐失去新、马这块固有的市场。

经过几番人事变动,再加上环境和社会的变迁,当年许多上海直属与外围的出版社,有些结束了营业,有些虽然继续存在,却和港局脱离了关系。香港上海书局自身,更是从华文图书的出版圈子里逐渐淡出,这当中的经历与过程,可说是千头万绪,一言难尽!

曾有人评论说,以香港上海书局当年旗下那么厐大的出版队伍与网络,再加上已有近两万种的出版物,曾经在市场上销售作为基础,若能重新全盘规划,制订长期的目标,配合新的时代需求,做出正确的取舍与稳妥的经营,要在今天香港的华文图书出版业里,继续占有一席之地,应该是完全可能的。

待续

 

作者简介:

陈蒙志

1959年南洋大学第一届物理系理学士。
1962年任新加坡电视广播局受训工程师,负责电视台筹建的策划及人员培训。
1963年主持上海书局编辑部。
1966年任星洲日报社“新、马报纸全版传真设备”新方传真室主任。
1971年任“侨兴公司”及“上海书局”的董事。
1973年起任“新加坡中国商品进出口商会”即今“新加坡中国商会”的理事。
1991/94年任“新加坡中国商会”会长,现任会务咨询。

《当今大马》编辑说明:

本文原题为《上海书局历史中的时代印记》,因版面字数限制,发表时略为缩短,文内段落也有所调整,其余未作更动,全文转载。另外,因版面限制,部分图片与图说未能纳入。本文原刊于《学文》第二期,本刊获得授权转载,谨此致谢。

上海书局在苏丹街伫立86年,于2012年12月31日结业,将与商务印书馆合并,并易名为“商务上海书局”重新营业。谨转载此文,以纪念上海书局及其走过的时代。

【转载自《当今大马》2013年1月25日,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1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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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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